在吐鲁番历史舞台上的古代先民车师、乌孙、匈奴、突厥、回鹘、吐蕃、契丹以及蒙古、汉等民族共同创造了吐鲁番文明史，留下了遍地是宝的文物古迹。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塞，中亚文化交流中心，黄河文化与恒河文化、波斯文化的撞击在此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佛教尤为昌盛，丰厚的文化积淀绵延至今，失传的摩尼教和景教在此再现着辉煌。唐代吐鲁番的佛教文化达到空前繁荣，从木头沟、胜金口到桃儿沟、吐峪沟，佛塔林立，寺院香烟缭绕，钟磬齐鸣，木鱼清脆，三干僧侣的诵经声不绝于耳，把这条条峡谷营造成祥云瑞霭笼罩的佛国世界。

　　从木头沟到吐峪沟，在沟谷深处的秘境胜地，无论是千佛洞中的壁画、彩陶，古寺中的经卷文书，还是古墓中的木乃伊等，凡未遭人为破坏的都能顺其自然地留存后世。13世纪末，随文化的推进，佛教文化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浩劫，尽管遭受了这场破坏，吐鲁番地区仍保留着许多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和珍贵的艺术品。而最终使之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却是那些来自“文明”社会的考古学家与探险家。

　　1879年俄国植物学家雷格尔来到吐鲁番，他是惊扰这栖灵之地的第一人，因发表了《吐鲁番探察记》让西方学术界知道了“那里有一个如同罗马的城市废墟”(指高昌故城)。1893年他的同胞罗波洛夫斯基和科兹洛夫探险队从吐峪沟石窟带走了一些回鹘文和汉文写本的经卷与文物资料。1897年仍是俄国人克列门兹到吐鲁番考察了130个洞窟，拿了许多文书和精美壁画，他的《吐鲁番及其古迹》在罗马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大会上震惊了与会者。

　　对吐鲁番侵扰次数最多，劫掠最严重的是德国人。1902～1914年，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四次到吐鲁番，仅在吐峪沟东部的一个洞窟就拿走了两麻袋文书经卷。在神秘而幽深的胜金口峡谷，勒柯克发掘过山腰上的寺院建筑，在一个藏经洞里发现了“数量多得惊人”的文献，并意外地得到了一册非常精美的摩尼教文书。据说勒柯克来到吐峪沟的圣贤墓前，因做贼心虚而心慌腿软，大汗淋漓而逃之天天。在柏孜克里克、吐峪沟，勒柯克与助手以娴熟的手艺，用狐尾锯将大块色泽鲜艳的精美壁画切割走。仅1933年公布的统计数，德国人从柏孜克里克37个洞窟中切走了252块精美壁画，全然不顾周围有多少壁画成为碎块。

　　1998年德国的一位博物馆馆长的《德国馆藏395块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目录索引》远远超过了252这个延用的数字。而这些被窃走的精湛绝伦的壁画，多数在二战中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一起化为碎石瓦砾。

　　1907年和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次来到吐鲁番，在大肆斥责勒柯克粗野地挖宝行径之后，步其后尘，只是比勒柯克“更加小心细致”地切割了100多箱壁画，在对神往已久的阿斯塔那古墓里，斯坦因忘情地流连于那些精美的艺术品，待了三个多月，才从古墓地穴里爬出来，他将在高昌、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等处收集的文书、古籍、艺术品、丝绸、陶瓷制品等装了141箱运回伦敦。他的《亚洲腹地》和《西域考古记》中详细记载了他在吐鲁番的发掘情况。

　　不甘落后的日本人，1902年开始派探险队到中国，1910一1914年大谷探险队18岁的橘瑞超和20岁的野村荣三郎，怀着对佛学异乎寻常的痴情再度来到吐鲁番，又对被扫荡一空的吐鲁番过了一遍筛子。回国时仅橘瑞超一个人的搜集品就装了70件行李。